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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之博览

酒器的考证

发布时间:2018-07-23 08:24:36      来源:转自:百度百科   
中国酿酒习俗的起源与发生,一般认为是在出现确凿的饮酒器的新石器时代晚朝。所谓饮酒器,便是指陶盉、鬶、高足杯之类。这种饮酒器概念是比照夏商周时期酒器的一般情况而限定的,故难免有失偏颇。其实,原始时期的人类在使用陶器制品时,虽有一定的分类使用概念,但并无严格的使用定则,一器多用是非常流行的习俗,且有不少器类的用途并未被现代人所认识,按图索骥般地寻酒器溯酒源,显然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酿酒的起源情况。从酿酒必备农业和制陶业发生的两个先决条件看,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已经完全具备。黄河流域的磁山、裴李岗、北首岭、李家村等早期文化已明显出现较发达的农业和制陶业,故中国酿酒的习俗完全可能在此时便已发生。磁山、裴李岗时期的诸文化遗址,普遍发现的深腹罐、深腹三足器等陶容器,器体很大,显然是用于盛贮粮食用的。而陶壶、带流的三足壶、圈足钵等,则是盛、饮水之器,这些盛贮粮食、盛、饮水器,事实上也完全可能是原始酿酒的发生器和饮用器。新石器时代中期如仰韶文化大型陶瓮、缸、罐、鼎和壶、碗、盉,大溪文化的罐、缸、瓶、杯、壶、碗、鼎,河姆渡文化的罐、甗、壶、钵等等,都应是酒的发生器和饮用器。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的陶甑、甗等和与夏商周时期类似的专用酒器现象,则表明此时的酿酒习俗相当盛行,酿酒逐渐迈进专业化阶段,酿酒的技术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和提高。
夏王朝时期,中国的原始酿酒业至此显然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《世本·作篇》:“仪狄造酒”、“杜康造酒”、“少康作秫酒”,《战国策·魏策》:“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,进之禹”,《纲鉴易知录》:“古有醴酩,禹时仪狄作酒”等等记述,正是夏禹和夏王朝时期酿酒习俗盛行的具体反映。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类型文化;考古发掘已发现数百座墓葬,从随葬的情况看,盉、觚、爵等酒器已占较大的比重,饮酒器不仅有大量的陶制品,而且也出现了精致美观的青铜制品。遗址中除发现大量的陶质盉、觚、爵、壶、角、杯等酒器外,也出土大量盛贮、炊煮粮食的陶容器,如罐、鬲、瓮缸、簋、斝、甗等等这些盛贮、炊煮器,与当时的酿酒、饮酒习俗密切相关,是夏代酿酒习俗流行的重要旁证。
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表明,商王朝时期从王公贵族到黎民百姓,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受到礼的制约,而这种礼的实质,便是酒。酒代表礼,礼通过酒来表现,这是商代社会一个十分显明的时代标志。在商代的手工业制作中,酒礼器的制作最重要,酒礼器不仅大量应用于日常生活中,而且还大量应用到丧葬活动上。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,曾发现一座形制特殊的房子,房子建在高出地面1米的台基上,平面呈阶梯形,无前墙,只有密排的柱洞,进门处有台阶,大约是一座斜坡式房顶的建筑,屋内堆积大量灰烬和陶容器,并发现大量的桃、李、枣等植物种仁和重8.5公斤的人工培植酵母,在房子附近又发现两口水井,井内遗有木桶、陶罐等汲水用具,据出土现象,学者认为这是一座酿酒作坊址。台西酿酒作坊遗迹及有关遗物的发现,说明了商代的酿酒业已呈现专业化的倾向,并出现明确的使用酵母曲来酿酒的实证。
周承商制,酿酒之风有增无减。西周王室曾鉴于商代酗酒成风以至人亡国败的教训,用杀头问罪的办法试图禁酒①,但事实却是有禁无止。饮酒、酿酒不仅没有禁绝,而且官方也出现大力发展酿酒业,以保障祭祀燕飨之需的举措。《周礼》中有酒正、酒人之职官,这便是专门负责管理酒的酿造和使用的官吏。酒正等并能辨别酒的五齐(剂),即泛齐、醴齐、盎齐、醍齐、沉齐,有人认为五齐是酿酒的五个阶段,也有人将五齐解释为五种原料不同的酒,但无论是何种情况,五齐事实上是酿酒经验技术的总结,它们说明西周的酿酒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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